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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2)—余秋雨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cnzz 发布时间:2013/2/16 11:15:26 阅读:3437次 【字体:


何谓文化(2)—余秋雨
4.
中国文化的弊病
说了中国文化的建树,那也就有必要讨论一下它的弊病了。
中国文化体量大、寿命长,弊病当然很多。我为了与前面讲的三个对应,也选出了三个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对此一直比较黯然,历来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了吗?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
     你看,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么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
     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公德。
   
现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只能靠我们当代人来弥补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我认为,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广大市民的集体人格和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问题。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实证架势的数字,往往最难相信。什么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当权派都烂掉了等等,这些风行全国的数字,有哪一个得到过实证?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多年来我发现,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针对自己的谣言,就无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来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不必依赖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杀,仅仅靠着社会上多数民众对证据的辨别能力,以及对虚假的逻辑敏感,就能让事实恢复真相。对此,中国文化完全无能为力,中国文人则大多助纣为虐,几乎所有后果最坏的谣言,都是文人制造出来的。本来,传媒和互联网的发达可以帮助搜寻证据、克服谣言,但事实证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谣言的翅膀,满天飞舞。
    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个短句进行概括: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由此联想到社会大局,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谣生事,一定会引发一场场难以控制的人文灾难。我这些年在香港,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多文人都固执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现场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怎么用亲身见闻来反驳都没有效果。对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灾害的国家,救灾行动远远比不上中国,却并没有这种谣言。因此我不能不认定,这里确实隐藏着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
    我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中国至今最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在颂扬法外英雄。这种英雄国外也有过,如鲁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法外演仁。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
    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相比之下,与中国的水浒好汉几乎同时的北欧海盗,却经历了从家族复仇理性审判的痛苦转化过程。中国的这个转化迟至现代才开始,但在文化上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这个问题,我在《行者无疆》一书中讨论北欧海盗的那些文章,有较详细的论述。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有很多官员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法律被贬,正义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更严重的是,不少活跃在传媒和网络上的文人还把自己的喧闹围啄当作民间法庭。其实,中外历史都证明,世间一切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的最大破坏。
    中国文化的弱项还有很多,我曾在香港凤凰卫视中很系统地讲过一年,今天由于时间有限,仅举上述这三点。但是,仅此三点已经够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经过好几代。

5.近三十年的进步
由于我对文化的定义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因此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现状很不满意,有时甚至很愤怒。虚假、空洞、重复、极左、奉迎、低智、恶趣、媚俗之风,在文化领域越演越烈。

我认为,造成了这些现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国文化体制的惯性延续。由于这种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越来越格格不入,因此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容忍。但是,如果不理会这种陈旧体制,而是看社会的正常层面,那么,在一些基本文化观念上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这一切,看似经济事件、社会事件,但在我看来,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
   
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生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与广大民众相比,倒是有些官员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大为落后,仍然固守着保守的奉承观念,颐指气使。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已经不成气候,多元文化的观念已经推向了全社会。现在,反倒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进程缺少理解和宽容。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在我看来,全中国上上下下从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转型。因为类似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直逼我在前面所说的文化的最终目标。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最重要标志。

   
大家可能已经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与海内外那些热衷于编织哀鸿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开了激烈争论,核心问题就在于:全民支援灾区的事实,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靠爱,还是靠恨?我认为,中国社会沉淀的恨已经太多,好不容易迸发出了普天大爱,应该珍惜,不容糟践。
   
除了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对于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后于广大民众。这也难怪,由于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们大多还沉溺于书面文化、谋臣文化、大批判文化里边,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实质性进步之后我们还应看到,这些进步还带有不少被动性和脆弱性,有待于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经出现,努力有了依凭。

6.当前的文化隐忧

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历史弊病还要复杂。
因此,我今天的演讲要在这个话题上停留较多时间,大胆地把几个隐忧坦陈出来。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前面刚刚讲过,我不赞成拿着西方文化的两百年来压中国文化的五千年。这话本该说得理直气壮却很难理直气壮了,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成天向世界讲述巴比伦文明和法老遗言,怎么能奢望在现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很遗憾,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
   
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我前面讲过的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于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据我所知,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全都不分优劣地当作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  

   
保护,对破坏而言,是一个正面概念;但对改革而言,则很可能是一个负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意味着倒退。

   
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低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
   
今天我要请在场的同学们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远山的塔。
   
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
   
答案,必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
    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
    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入。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一层层领导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这些机构一定也做过一些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当代的代表性,可能会给部分人员一些身份和津贴吧,却无法面对文化创建上的真正问题。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建前沿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官方机构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

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

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
   
这种大批判的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军方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
   
这中间,很多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近十年来,这些传媒经常在境外控诉,它们的记者如何受到了哪个县长、哪个机关的不礼貌对待,似乎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又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们忘了告诉人们,自己就是一种强大权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创造者一直受到它们的诽谤、追殴而求告无门。当诽谤被一一揭穿,它们也从来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罚,总是转身去谋划着新的诽谤。
   
它们为什么敢于如此?那是因为,这些传媒都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因此,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从现在看来,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领域,任何恶性耗损几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价。时间一长,文化耗损者的队伍大大扩充,文化建设又何从谈起?

   
近两年,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损恶性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讲了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三个隐忧,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少烦恼。这些问题发作的程度已经不轻,什么时候能够缓释?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对此我想作一个让大家宽心的判断。
   
我认为,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越过了峰尖,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
   
同样开始引起人们厌倦的,是那种恶性耗损机制。大家渐渐发现,虽然这种机制每次发动进攻时都声势很大,但到最后都疑窦重重。时间一长,连幸灾乐祸的起哄者都疲顿了。我想,几年以后如果中国法院能对一些诽谤罪、诬陷罪作出刑事审判,而获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横行霸道多少年的传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国文化的情况必定会快速好转。据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着这一天。
  
我感到悲观的,反倒是那些看起来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损。那么多争权夺位的协会,那么多假大空的晚会,那么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评奖,那么多近似于楼堂馆所文化精品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大刀阔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员也看出了其中的虚耗成分,但觉得反正有钱,用文化做点面子工程也未尝不可。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惰性耗损越热闹,真是的文化创造就越难产。这个毛病的克服,应该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在所有的焦虑中,我最为焦虑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滥。我已经一再警告,这里埋藏这一场巨大的人文灾难,危害性超过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能够有效抑制它的观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对它的畏怯、喂食和娇宠,致使很多忧虑者不得不移民远去。
   
说到这里,大家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在演讲一开始就在叫苦了。文化,当它以自己的身份争取尊严的时候,一点儿不比政治、经济、科学简单。文化又大又难,在文化上即使终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多。因此,进去的人流总是浩浩荡荡,出来的成果总是寥寥无几。这种情景,与科技领域完全不同。
   
我很抱歉向年轻的同学们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题。我想,与其让你们自己去一点点吃惊地发现,还不如先把真相告诉你们,相信你们能够面对。
   
最后,我想改变气氛,缩小话题,提振情绪,对澳科大的同学们留几句鼓励的话,来作为演讲的了结——
   
同学们,不知你们听了我的演讲后,还喜不喜欢文化。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逃不开它。那就不要逃,主动投入吧,文化也需要你们。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创造,就像我们的祖先刻第一块玉,烧第一炉窑。你们还那么年轻,应该立即命令自己成为一个文化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文化享受者。

   
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善良的,绝不会伤害别人,指责别人,而只会帮助别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别人。他的每一项创造,都是出于大爱。文化创造者的精力永远不够用,因为他们要探寻全人类和全民族的终极价值和重大忧患,还要探寻最佳的艺术形式,使每一个作品都能提升人们的生命体验。
   
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必须是诚恳的,不会假装复古来掩饰自己在现代性上的无能,也不会假借民意来遮盖自己在主体性上的乏力。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又必须是超逸的,既不会屈服于学历压力、职称压力、舆论压力、官位压力,也不会屈服于同行嫉妒、文人耍嘴、痞子泼污、传媒围攻。只有这样,我前面所说的诸多弊病、种种隐忧,才会被逐步冷落和化解。
   
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你们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的未来。
   
就讲到这里吧。整整一个下午,大家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安静,让我感动。对于在座的名誉博士和各位教授,我实在要说不敢当,请你们多多包涵、指正;对于在座的那么多学生,我要说的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诚恳地面对文化课题,真让我安慰。

谢谢!
(二00年三月二十七日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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